第一次见到这两尊铜像,是在2007年10月,侄子龙龙从母校山东大学将刚刚落成的铜像摄入了镜头。照片上,在我家四代人曾就读的山东大学,在那绿草茵茵的百年校园中,我的父亲臧克家和他的恩师闻一多先生,咫尺相距,各自静静地坐在两条长椅上。闻先生,还是那一袭长衫,项系围巾,左手握着那支不离身的大烟斗,低头沉思;我亲爱的父亲,也依旧是那身中山装,那双圆口布鞋,一只手攥着书,一只手搭在长椅的靠背上,微笑着凝视前方。我知道,这盎然的笑意中,饱含着多少深意……
感谢山东大学中文系 81 级和83 级的校友们,是他们集资并精心设计、铸造了这两尊铜像,让这对生死相交的师生,得以近距离地相守。
闻先生是我父亲一生感激、景仰的恩师。1930年,父亲报考山东大学时,数学得了零分,是闻先生慧眼识人,对父亲国文试卷中的“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,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,谁便沉入无底的苦海”十分赞赏,打出了98分的高分,并破格录取了这名学生。在1932年闻先生离开山大前的两年中,他的精心培育,对父亲的文学创作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。1933年,父亲的第一本诗集《烙印》问世并产生巨大反响,对于这本自费出版的书,闻先生不仅拿出20块大洋作为资助,而且亲自为其作序,他写道:“克家的诗,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。”这一切,让初入文坛的青年诗人得到极大的鼓舞和帮助。直到暮年,父亲还多次深情地说:“对于闻先生,几十年来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仰与感激之情。”这份感情,贯穿了父亲的大半生。自1944年起,他先后写了30余篇有关闻先生的诗文,并在晚年为先生题写长篇碑文,为弘扬他的伟大精神而疾呼呐喊,倾尽全力。闻先生的儿子闻立雕先生对此深有感触:“有谁为他心中所敬爱和崇拜的人,一篇接一篇,持续几十年,写过这么多诗文?没有。就连我们闻一多的亲生儿女也没有。”因此,当父亲的铜像落座在闻先生身旁时,我知道,父亲的笑是多么欣慰。因为,山大校友用他们的爱心,延续了这对师生生前的深情厚谊,实现了他们不仅“以心灵相通着”(父亲语),而且永远在一起的心愿。
这两尊铜像的落成,不仅让我们两家的后代,有了一个怀念、祭奠亲人的场所,有了一个心系之、情牵之的地方,更是提供了一个爱国主义的大讲堂。这两尊铜像的主人公,心怀爱国、爱民之情,一生为国为民而奋起、抗争。在相同的人生追求上,他们相互激励,相互支援:抗战期间, 父亲积极投身其中,冒死深入前沿和敌后,做了大量的抗日文化宣传工作。那时,他常常朗诵闻先生的诗作《一句话》,从中汲取力量,激励自己和他人,并写了《青天里一个霹雳——寄一多先生》,称颂恩师的爱国之情,并期盼他“磨亮你那支生锈的笔,祖国等待你新的歌颂”。1944年,父亲得知闻先生在课堂上大声朗诵诗人田间的爱国抗战诗篇,并赞扬这诗是鼓的声音,就兴奋地为此写成了诗作《擂鼓的诗人——呈一多先生》。在诗的末尾,他激情地写道:“最后,像从火山口里/听到了爆炸的地心。/从你大张的口里/我听见了,‘呵,祖国;呵,人民！’”远隔千里的两颗爱国爱民之心,交相融汇,震撼人心。同年,当父亲听到闻先生被反动派解聘的消息,又当即发表了《文化战士——闻一多先生》一文,在表达了极大愤慨的同时,盛赞先生是“老当益壮的文化战士”,“少数人把他推出去,多数人将打开大门欢迎他”,大声呼吁人们“给他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”!解放后,父亲曾在不少文章和不同场合,对研究闻先生学术论著不多、重视不够,都提出了批评:“闻先生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,反而受到冷漠,我很不平!……我认为,现在应该在学术界、在文坛上,以各种方法宣传、发扬他的业绩,他的卓越成就,他的高尚品德,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。”
我要再次深深感谢山大的校友们,他们让两位那样热爱青年的先辈,永远置身于他们热爱的青年中。父亲在1935年初写的诗《我们是青年》中,就曾这样写道:“擎起地球来让它翻个身,/提起黄河来叫它倒转,/相信自己的力量吧,/我们是青年!”他号召青年人“一齐挺起腰来/去拉大时代的纤绳”，用自己的行动“去庆祖国的新生”。他和闻先生一样,对青年人寄予了无限期望。现在,父亲就坐在母校的校园中,亲耳聆听他们的欢声笑语和朗朗书声,亲眼目睹一批批后来人的生活和成长,这不尽长江的滚滚浪花,会伴随这两尊铜像直到永远。
（作者:臧小平 来自:光明网2009年4月10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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