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月22日，山东大学举办了第二次校友代表大会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校友聚集一堂，共叙山大发展与校友情谊。记者采访了59级中文系校友张鸿文，倾听他的山大情。
在谈到对山大的感情时，张鸿文很有感触地说：“我们家是山大世家——我是59级中文系，妻子是60级中文系的，大女儿是85级中文系的，一家人有三个是山大中文系毕业。”对于山大浓浓的怀念尤其是对授业恩师的感激之情，使他毅然决定让大女儿报考了山东大学。就张鸿文先生自己而言，他对山大有着一股执念。在当年填报高考志愿时，他的第一志愿是山大，第二志愿也是山大，第三志愿还是山大。老师发现以后告诉他说，三个志愿不能是一样的，于是他的填报学校改成了，第一志愿山大，第二志愿北大，第三志愿复旦，这仍相当于他是非山大不去的。虽然老师认为他应该选择比山大更好的北大或其他学校，但是就读山东大学这股执着的信念一直激励着他。于是，在1959年的10月，他非常激动地踏入了山东大学。
进入学校以后，他发现这是一所拥有自由的风气与开放的胸怀的学校。当时的校长成仿吾先生在政治上要求很严，但是在治学上是很宽松的。这种自由开放的氛围直到1963年下半年社会教育运动才有所改变。
首先，山大内的思想活跃，碰撞激烈，包容了各种流派，老师们鼓励大家进行学术争鸣。在一次冯友兰先生的讲座上，持不同观点的另一位先生与冯先生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辩论，这件事留给他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老师与学生之间也经常进行辩论，那时非常流行“与某某老师商榷”。他曾就《琵琶记》中的一些问题请教冯沅君先生，冯生非常认真地给他亲笔回信。那时山大中文系每年都有“五四学术讨论会”，他发表的每篇论文都会成为争论的焦点，其中一篇关于《三家巷》的文章被一些人认为是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，但是后来人们也赞同了他的观点。可见，当时山大学术非常自由。其次，当时山大的自由与开放还表现在对新事物的快速接收上。张先生回忆道，当时每到周末山大就会举行各种舞会，不仅是学校内部的，还有校际之间的舞会。同时，山大对于学生恋爱持不干涉的态度，随处可见一起学习、饭后散步谈心的情侣。
张先生一直对授业恩师心怀敬佩与感恩之情。在采访中，他多次强调山大拥有着一批才华横溢、亲切慈祥的教授。除了冯沅君先生以外，几乎所有的知名教授都给他上过课。陆侃如先生的才子风范，高亨先生的严谨治学，萧涤非先生的倔强性格与严格要求……至今都历历在目。朱德才先生教授宋词，语言非常华丽，很动感情。朱先生非常喜爱张鸿文，指导了他的毕业论文的写作，两人曾计划一起写一部关于注释《稼轩词》的书，但因为毕业后从政而没能兑现，每每想起这件事，张先生都感到非常遗憾。他曾经写了20首左右的诗词，向素有“朗诵诗人”美誉的高兰先生请教，高先生非常仔细地对每首诗歌都进行了注解，这令他十分感动。
在山大，不仅有兢兢业业的老师，还有勤勤恳恳的学生。当时学校提出了“赶北大”的口号，号召学生抓紧每一分钟学习。张鸿文回忆道，当时有个老乡来学校看他，见面结束后，他觉得这见面的一个小时被浪费了，必须要想办法弥补，于是就牺牲了睡眠时间多看了一小时的书。当时的中心校区还在建设中，为了利用一切时间看书，大家就买个灯泡接上施工用的电路，以方便晚上看书。虽然那时的条件比较艰苦，但学习气氛非常浓厚，大家过得清苦，但是仍然觉得心灵快乐。在即将踏入社会时，人人都是满腔热血，时刻准备着为祖国的发展奉献自己的一切。
在谈到对学校发展的建议时，张先生非常赞同徐校长提出的“山大特色，中国一流，世界水平”的办学目标。他认为，山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种世界性的视野，不仅要有庞大的学校规模，更应该有权威的影响力。必须使众多学科能够获得知名度，拥有发言权，不仅是在中国，更应该在世界上处于一种拔尖的领军态势。另外，应该加强校友会的建设，加强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，关心那些走出校门的校友。广大校友们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工作，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和出色的工作业绩来回报母校，树立“我是一名山大人，我走到哪里，山大就在哪里”这样的观念。
作为一名长者，张先生提醒现在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应该在努力学习知识的同时，更加努力学习获得知识的方法。知识是无穷的，人们穷尽一生都无法学完全部的知识。所以，掌握方法、培养能力尤为重要，大家应该学会训练自己的思维，增强悟性，用在大学里学到的方法与能力来面对日后纷繁复杂的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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